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今后若干年要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批示。随后，2018年8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改革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措施。今年10月11日，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明确，要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促进增储上产，提高油气自给能力。

　　年内，国家能源局分别于5月24日和7月21日召开专题会议，旨在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与此同时，我国也出台多项政策，不断加码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我国油气企业也砥砺奋进，勘探领域屡获进展，彰显了“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与担当。

　　“今年以来，勘探方面获得的诸多进展着实为油气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油气勘探领域获得多项成果，对于我国油气储量有比较大的补充，同时也提高了我国油气的储采比。我国应继续加大油气勘探领域的投入，提前布局，为国家能源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多方发力：油气勘探获可喜进展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我国油气企业在勘探开发领域获得可喜进展，多个大油田、大气田的发现，为行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多个老油田产量稳步提升，积极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9月29日，中国石油勘探开发领域传来捷报，公布了2项非常规油气领域的重大勘探成果：在鄂尔多斯盆地发现10亿吨级大油田，四川盆地形成万亿立方米页岩气大气区。紧接着，今年10月，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博孜9井试井成功，获高产工业油气流，成为塔里木油田年内在天山南部发现的又一个千亿立方米级大气田，标志着塔里木盆地第二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横空出世。长庆油田在甘肃庆阳勘探发现储量10亿吨级有庆城大油田，已建设百万吨级生产能力。

　　中国石化也在今年9月发布消息，其在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探获得重大进展，又新增探明储量442亿立方米，至此，位于盆地北部鄂尔多斯市境内的东胜气田累计探明储量达1239亿立方米。这是近20年来我国先后发现大牛地、苏里格等气田并进入规模开发之后，鄂尔多斯盆地发现的又一储量规模超千亿立方米的大气田，相当于亿吨级当量大油田。

　　中国石化今年在油气勘探领域的“战果”还包括：四川盆地南川盆缘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和綦江东溪构造深层页岩气勘探取得重要突破，落实了2个千亿立方米规模增储阵地；济阳坳陷深层、川东北海相、准噶尔盆地西缘、海域、济阳坳陷陆相页岩油，鄂尔多斯、四川和松辽盆地致密气等地勘探取得8个重要新发现；塔里木盆地顺北、济阳坳陷潜山和隐蔽油藏、苏北盆地溱潼西斜坡勘探取得4个石油规模商业发现；四川盆地南川常压页岩气和永川南区深层页岩气、川西中浅层、鄂尔多斯盆地杭锦旗勘探取得4个天然气规模商业发现。

　　据悉，今年以来，中国石化大力弘扬石油精神，积极细化实施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7年行动计划，持续提升高质量勘探和效益开发水平，狠抓稳油增气降本，取得系列进展。数据显示，中国石化上半年生产原油同比增加5.2万吨，生产天然气同比增加9.4亿立方米。

　　作为我国最大海上油气生产商的中国海油自然也不落下风。今年2月，中国海油宣布，位于我国渤海海域渤中凹陷的渤中19—6气田，测试获得优质高产油气流，确定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千亿立方米，成为渤海湾盆地50年来最大的油气发现。今年7月，时任中国海油总经理汪东进总结上半年工作时表示，中国海油上游勘探开发持续发力，油气增储上产打开新局面，国内勘探开发创历史新高。

　　不仅仅是“单兵作战”，今年以来，三大油企还积极展开合作，共谋勘探开发领域。今年7月8日，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在京签署国内区块联合研究协议，两家企业将在准噶尔、塔里木、四川三大富油气盆地开展联合研究；7月10日，中国海油所属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在京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3年内通过联合研究、联合勘探、设施共享的方式在不同海域进行合作。

　　政策指引：多措并举促进增储上产

　　油气勘探获得的累累硕果，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外，离不开政策的指引。近年来，多项政策的发布为油气勘探工作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首先是《石油发展“十三五”规划》《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油气勘探开发目标。根据两份文件内容，“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均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应达10亿吨左右，2020年国内石油产量达2亿吨以上，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多元石油供应安全体系，保障国内2020年5.9亿吨的石油消费水平；常规天然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万亿立方米，到2020年累计探明地质储量16万亿立方米，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万亿立方米，到2020年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5万亿立方米。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并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力。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和更加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加强安全、环保等资质管理，在保护性开发的前提下，允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常规油气勘查开采，逐步形成以大型国有油气公司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勘查开采体系。

　　随后，多个文件接踵而至，均围绕油气勘探开发工作进行了布局及要求：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油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改革，各油气企业全面增加国内勘探开发资金和工作量投入，确保完成国家规划部署的各项目标任务；2019年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规划管理办法》，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油气资源评价和勘探，特别是加大风险勘探，明确勘探开发部署和主攻方向；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完善竞争出让方式和程序，制定实施更为严格的区块退出管理办法和更为便捷合理的区块流转管理办法。

　　同时，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局今年召开多次会议，旨在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如在5月24日，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进会，要求石油企业落实增储上产主体责任，不折不扣完成2019~2025年7年行动方案工作要求；7月21日，国家能源局又召开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座谈会，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推动国内油气增储上产见实效、见长效。

　　另外，为了进一步加大我国油气上游领域的开采力度，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文件，取消外资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中限于合资、合作的限制。而这一变动意味着外资企业将有望独立在中国开展油气田的勘探开发，油气上游产业的垄断格局将进一步被打破。

　　发展展望：应进一步加大油气勘探领域技术攻关

　　壁垒逐渐打破，方向日渐明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油气勘探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仍不容忽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继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国内已探明油气资源的上产周期较长，短时间内难以赶上国内需求增长的步伐；其次，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仍未取得全面突破；第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足，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依然受到技术制约，资源开发成本过高；第四，油气勘探开发工作与生态保护红线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划定等环保工作之间没有协调。”

　　李继峰建议，一方面应加快上游勘查开采体制改革，如加大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力度，推进矿业权流转，面向社会开放有利区块；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油气领域基础研究和技术装备研发，彻底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第三，应尽快对生态保护红线和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评估优化，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分类处置、分级管控红线内油气矿业权和勘探开发活动。

　　对于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方面存在的挑战，自然资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办公室主任韩征在2019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上也指出，非常规油气地表及地下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有效开发难度较大；单井的产量和采收率相对较低；非常规开采的成本相对较高，面临的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从技术攻关上来讲，可以从三个主要方向着手解决。第一是以大数据、高精度、可视化为核心的‘甜点区’预测和评价技术；第二是以长水平段、密切割、大规模体积改造为核心的提高单井产量的技术，第三是以多层、多井、平台式‘工厂化’为核心的提高采收率的技术。”韩征表示。

　　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2亿吨以上、2000亿立方米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信息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为1.43亿吨和1277亿立方米，且生产呈加快态势。